Wyman表示，2011年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将继续是由以下的因素来驱动的：首先与欧洲、美国以及许多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当中很多经济体将继续经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资本流入另外一个驱动因素是美欧的低利率环境，特别是美国去年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投资者自然要到新兴市场寻找更高的收益率。在投资者涌入新兴市场的同时，也对新兴市场的货币带来了进一步的升值压力。

在“热钱”流入的同时，新兴市场的通胀在抬头。就通胀率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主要原因，包括食品和能源在过去一年当中，特别是近几个月价格上涨有加速的趋势。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2011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会放慢，因为在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经历了一次强劲反弹，比如巴西将会从2010年的7.5%放慢到2011年的4.4%，俄罗斯从3.8%减慢到3.5%。

　　Wyman认为， 以上各种因素的合力，对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决策者来说带来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一方面对于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强有力的资本流入加上本币升值的压力，使得他们针对一些汇率政策不那么灵活的亚洲经济体来说，他们的竞争力有可能丧失。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应对本国通胀压力，所以他们采取的对策我们将称之为“非常规、非传统或者后现代的政策”，他们现在倾向于采取多种政策的组合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改变利率政策来应对通胀。

　　有一些经济体在应对通胀的时候甚至绕过利率政策，出现了降息的极端情况。比如土耳其一方面为了阻止外资进一步的流入，降低了利率，另外一方面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来应对通胀，如大幅度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所谓宏观审慎的政策，比如巴西采取宏观措施限制信贷的增长和工资的增长。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还采取更多的资本控制以及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来化解本币升值的压力。

　　Wyman警告说，由于非传统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预料这些政策的后果。如果使用不当，它甚至可能造成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动荡，特别是当通胀失控的时候。这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野村亚洲经济学家苏博文表示，中国今年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预计年内累计加息幅度将达到100个基点，明年可能达到125个基点。要从长期解决通胀问题，中国必须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在较低通胀水平上的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