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民间资本投资高利润的房地产业。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者投资比例越来越高。

   在我国民间资本最为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数以万亿计的民间资本如无根的浮萍在市场上空飘荡，他们目标不定，左冲右突，时进时出，哪里有获利“缝隙”便一窝蜂地往哪里钻，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市场“搅局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当众多民营企业面临转型升级能力不足的困境时，逐步放弃了对主导产业的坚守，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中转移，一些企业甚至把制造业作为融资平台，套取资金在资本市场逐利。有关专家把民间资本的这些特点称为“漂移现象”。

    巨额民间资本在漂浮中寻猎市场“缝隙”

    在这股庞大的资本力量中，浙江的温州资本最令人关注，几乎已成为东部地区民间资本的“风向标”。温州俨然已成为一个“资本大本营”“一顿饭，几个电话，有人就能调动10亿元资金。”

    在浙江、福建、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地区的民间资本存量近年来迅速增加，并形成较具规模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组织体系，他们资本调动能力强，行动迅捷一致，资本固化度低，进出方便。他们把各类商品和市场要素当做“猎物”，灵敏地寻找获利空间。

    在这股庞大的资本力量中，浙江的温州资本最令人关注，几乎已成为东部地区民间资本的“风向标”。长期研究温州民间资本动向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温州的民间资本量至少有8000亿元左右，加上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资本，温州人能够调动的资本量已经超过1万亿元。

    在温州采访时强烈感受到，温州俨然已成为一个“资本大本营”。在各个商务楼、酒店、茶馆，到处活跃着资本的身影，所有人都在讨论资本话题。周德文说，从温州民间资金运作特点来看，其充分依托当地传统的民间信用、人际纽带，并以赚钱示范效应、跟进式“抱团投资”为典型模式，“一顿饭，几个电话，有人就能调动10亿元资金。”

    福建省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闽南地区，其中尤以泉州资本为主。据厦门泉州商会会长苏福伦介绍，在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地活动的民间资本基本掌握在泉州人手里，保守估计有6000亿元左右。

    周德文表示，目前的民间资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资”，他们已经结成各种“产业投资联盟”，这些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草根投资团，被冠之以“温州房产团”“慈溪文物团”“丽水水电团”“浙江商标团”“矿业团”“棉花团”等数十种称号，甚至还包括“国企收购团”“军工企业改制团”，在全国各地游走。而在福建“莆田医疗团”“福清钢铁团”也在全国遍地开花。

    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加剧产业“空心化”

    在东部沿海地区采访，不断听到“卖商品不如倒资本”、“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这样的论调。在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赚钱效应”和一个个“创富神话”刺激下，越来越多原先以“实业为本”的民营企业家们显得躁动不安。

    宁波雅戈尔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服装类企业，却被浙江资本界戏称为“最不务正业”的企业，目前其在房地产业和股权投资领域的投资比例和收益早已超过传统服装业。浙江一家著名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几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对民营企业脱离主业“赚快钱”的行为表示不屑，如今，该集团旗下的房产公司在杭州市和全国各地出击，其控股或参股的金融类企业超过了10家。

    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告诉记者，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收益可观，进一步限制了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

    据浙江省工商联对全省民间投资情况调查发现，从2009年以来，浙江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落后于国有资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5.6%，民间投资只增长13.7%，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7.4%。“而且，房地产投资占总的民间投资35%以上，这意味着民间投资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福建七匹狼控股集团执行总裁陈欣慰负责集团的资本运作，他表示，传统制造业企业采取这样的资本布局也是不得已为之。一方面，一般性制造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和外商压价，加上人民币升值，几乎把利润抵消殆尽；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市场份额基本划定，扩大产能和市场布点未必就能增加多少市场份额。

    除了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不少企业甚至把主业作为融资平台，从银行套取资金后投入资本市场博取高额利润。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风险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对企业资金流向监控中发现，一些制造业企业贷款后，钱进入集团公司，再从集团公司流向房地产或其他领域，银行很难监控。

    全国工商联常委、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对温州经济现状忧心忡忡，他说，温州已经不大有人愿意做实业了，金融危机期间停产企业大部分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温州的产业“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或许建立在空心化基础上的资本虚拟化也是温州人产业转型的一种方式。”

    用“制度红利”增强民间资本“恒心”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认为“漂移”不是民间资本追求的目标，只要给他“一片沃野”就会立即“落地生根”。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少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研究人士纷纷提出建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通过各种办法增强民间资本的信心，使民间资本成为一股坚定而有恒心的产业报国力量。

    首先要对民间资本进行信心引导，给民营企业新的“制度红利”。胡宏伟认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把各类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负面情绪转嫁到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身上，民营企业作为“改革力量”的形象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灰色甚至负面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因此，应该用改革的思路为民营企业创造新的“制度红利”。郑胜涛则表示，激发内生性活力是我国的战略性课题，希望中央能够把“激发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战略机遇来抓。

    其次是尽快出台产业引导细则，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切实放开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福建省政协常委、在泉州最早投资政府B O T项目的陈庆元认为，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配套细则，同时对不利于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规定进行清理和修改。

    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需搭建各类资本引导平台，吸纳民间资本，促进民资转型升级。周冠鑫建议，可以通过加快地方金融改革步伐，由政府引导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或投资联盟，作为集聚民间资本的平台，提高民间资本组织化程度，减少投资盲目性。

    周德文建议温州市政府构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计划、中小企业融资支持计划、创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平台，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实业发展与民间资本的良性循环，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民间资本发展壮大的双赢。